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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篇 致四弟·兄弟同蒙封爵

【原文】
澄弟左右:
初十日接恩旨,余蒙封侯爵,太子太保,沅蒙封伯爵,太子少保,均赏双眼花翎。沅部李臣典子爵,萧孚泗男爵,殊恩异数,萃①地一门。祖宗积累阴德,吾辈食此重禄。感激之余,弥增歉悚!
沅弟至六月甚辛苦,近日湿毒,十愈其七,初十十一、十二等日戏酒宴客,每日百余席。沅应酬周到,不以为苦,谚称人逢喜事精神爽,其信然欤?余拟于七月下旬回皖,九月再来金陵,十一月举行江南乡试。沅弟拟九、十月回籍,各营应撤二万人,遣资尚无着也。
同治七年五月十四日

【注释】
①萃:同“集”。集中,聚集。

【译文】
澄弟左右:
初十日接到圣上的恩旨,我承蒙皇上的恩宠封了侯爵,太子太保,沅弟承蒙封了伯爵,太子少保,都赏双眼花翎。沅弟部下李臣典封了子爵,萧孚泗封了男爵,这么特殊的恩典集中在一门。祖宗积累的阴德,我们得到这么重的福禄,感激之余,更增添歉责和惧悚!
沅弟到六月很辛苦,近日湿毒,好了十分之七。初十、十一、十二等日,演戏、宴客,每天一百多桌,沅弟应酬周到,并且不认为辛苦,这是俗话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果真如此。我准备七月下旬回安徽,九月再来金陵,十一月举行江南乡试。沅弟准备在九、十月回家,各营要撤二万人,遣送费还没有着落。
同治七年五月十四日

【评析】
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他于1838年中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1847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849年任礼部右侍郎。在十年之内,连升十级。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他又很自负地在给弟弟的信中说:“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的声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颇能洞察内情的王阊运就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是得益于穆彰阿的扶持和提携。事实正是如此,曾国藩才对穆彰阿感激涕零。从1840年到1847年间,除1843年赴四川充任正考官主持乡试以外,一直担任闲散文职。他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大量读书,结交友朋,精心研究历代典章制度和从政的经验,为以后的步步高升奠定了基础。就是说,他有着与他人不同的机遇和自我从政能力的储备。
1.适应环境。曾国藩是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发家,但其为官生涯也颇费了一番周折。起初,他自命清高,对封建官场习气很不习惯,甚至厌恶、反感。在组成湘军之后,他一味蛮干,地方大吏不予合作,使他处处碰壁,吃软钉子,而一旦有了小小的战绩,他便沾沾自喜甚至扬扬得意,被别人抓住了小辫子,在官场上处境艰难。但是曾国藩是一个很注意总结经验教训的人。他及时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在为人处世方面不断自我修正。到1858年他再次踏入官场的时候,在处世作风上便一改往日的做法,逐渐得心应手。
2.言行谨慎。曾国藩对自己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在给其弟的信中说:“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曲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即1857~1858年)大悔大悟,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随着经历的增多,他的这种感受也越来越深,他还给在家的四弟说:“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之表现。”曾国藩是一个适应环境能力很强的人。他知道单凭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改变官场风习的,所以他就努力去适应这样的环境,调整自己的心态。他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棘。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转变后的曾国藩在做官方面的本领有很大的提高,能够在较短时间里熟悉官场的习气,在以后的官宦生涯里,没有再发生任何过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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