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客人对我说:“您所写的《读史方舆纪要》这部书,汇集了历代已成定论的论述,考究了诸家发而未尽的言 论。您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孜孜不倦地写。每到坐船乘车经过的地方,也总是观览那里的城邑,考察那里的山川,乡里、道路,查问那里的关卡渡口,以至于那里 往来贩卖的商人,戍守边防的军士,有时也同他们从容不迫地交谈讨论,考查审核诸家之说的异同之处。您对这部书,可以说是下了苦功夫,考虑得很深入!后代有 立志起事的人,想要考察寻求险要之地,判别适于攻守之处,从远处说要周密地了解天下各地的事情,从近处说想详尽地了解都城之间的情况,不是您这本书,将到 哪里去了解呢?”
我说:“不,不,不是这样的!古人说过:‘量某些东西尺还嫌短,量某些东西寸还有余。’很高明的木工或许 不擅长雕镂的技艺。我不曾探寻过长江黄河的水源,登攀过天下所有的名山,往南未走遍五岭、南海一带,往北未到过燕冀故地。间或有亲自游历过的地方,但有时 受到往返行程的限制,有时被困在旅途之中,不能够心情旷达、悠闲自得,广泛地观览询问。间或也曾在地图上查考某地的地形,在典籍中寻找前人的论述,也不过 是举出一点而遗漏了大部分罢了。有时候,心里似乎明白,但亲身到了那个地方,倒象是又糊涂了。古人说过‘见到的事有不同的说法,听到的事有不同的说法,通 过别人转述而得知的事又有不同的说法’,这种情况多得数不完。我的书,难道就能够作为依据吗?况且孙子说过:‘不熟悉山林险关沼泽等地形情况的,不能行 军。不利用向导的,就不能找到有利的地势。’谈论兵法谈得高妙,没有谁比得上孙子。谈论地利谈得高妙,也没有谁比得上孙子。假如只相信我的书而不从向导那 里得到当地的真实情况,这种做法就好象是捂上耳朵却想听到声音,闭上眼睛却想看见东西,错误的地方一定很多啦!
“再说,地理的优势又有什么经久不变的呢?函谷关、剑阁,是天下的险要之地。当初秦国利用函谷关的险势打 退东方六国的进攻还绰绰有余,可是等到秦的末世,抵御四方群盗还嫌它不够险要。诸葛武侯出兵剑阁,威震秦陇,谋取三辅之地;而刘禅虽然据有剑阁之险却连成 都也保不住。所以,纵然是铁打的城墙、滚烫的护城河,要是没有适当的人来把守它,连低矮的小山、地面的浅水都比不上。有了适当的人,纵使是枯木朽株,都可 以用来给敌人造成困难。因此,弯弯曲曲的坡道、狭窄曲折的羊肠山路,不一定就在邛崃道中、太行山上;日光照不到的深谷,千丈深的山沟,不一定就在岷江峡 谷、洞庭湖滨。才够得着肩的矮墙,有时连百丈高的城墙也不能超过它的作用。只能浸湿战车车轮的小水沟,有时连深广险恶的江河也不一定比得上它的作用。只知 道在高山深谷、名城都市之间寻求地利,而不懂得地利就在熟悉地形并善于利用地形之中,这样的人,哪里值得与他谈论什么地利呢?孙子说得真好啊,他说:‘我 不想打的时候,即使是在地上画出一道界线来防守,敌人也无法与我交战。我想打的时候,敌人即使筑高营垒,挖深濠沟来防守,也不得不同我交战。’既然如此, 那么变化无穷的就是地利了。地利的精深微妙,地图不能一一记载,典籍的论述不能详尽完备,只是在神妙莫测的心中千变万化。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的情况吧?听以说,方圆奇偶之数,千秋万代不会改变,但伏羲氏用它画出了八卦,大禹用亡推演出了九种大法。伍、两、卒、旅这些军队的编制,千秋万代不会 改变,但诸葛武侯用它排出了八阵法,李靖用它创造出了六花阵。城邑山川,千秋万代不会改变,从西北方兴起的人可以利用它来兼并东南之地,而从东南方兴起的 人又未尝不能利用它来兼并西北之域。所以说:不变的本体,却有千变万化的作用;固定的形状,却可作为不同形状的准则。阴和阳没有恒久的位置,冷热寒暑没有 固定的时间,险要和平易没有不变的地方,懂得了这个道理,然后才可以同他谈论地理。如果一铢一铢地称东西,一寸一寸地量东西,到头来造成的差误一定很多。 我曾经考究过蒙古人的用兵,真是变幻奇特、不可捉摸,他们出兵的途径和方法,都是灵活运用,所向无敌。所以他们的军事谋略比起前人来是最高明的。他们难道 曾在标有山川关塞的地图和记载乡里道路的志书上寻求过地利吗?既然如此,那么只知从我的书中寻求地利,恐怕还是刻舟求剑一般的见解吧。我担心象这样一举足 一动步可能将会有阻碍的。您还是多多增长、扩大见闻吧,不要过于依赖我的书了。”
有人说:“果真象您说的那样,向导对地利来说就太重要了。倘若如此,那么您的书就可以废弃了吗?”
我说:“怎么可以废弃呢!孙子说不用向导的就不能得到地利。但是没有我的书,也就不可能利用向导。要向南 行车的不可以向北驾辕,要向东泛舟的不可以向西划船,这是容易明白的。西北地区有很多山,但未尝没有泥潭沼泽之地,东南地区有很多河湖,但未尝没有险要不 平之地。这就是既容易明白又不容易明白的。再说,一根手指挡在眼前,就连泰山也会看不见;没走几步而改变车道,就连方向也会分不清。假如在行军、作战的时 候惘惘然拿不定主意,向左走会陷入大沼泽却不知道,向前闯会跌进深谷却不能察觉,这才想抓住过路的人求他做向导,这样的向导还能依赖吗?这是为什么呢?向 导是临到事情发生时才用他的,地利却是平时就应该熟悉它的。平时不曾对天下地形优越的地方、各地地势的险易,一一辨明它们的基本情况,记住它们的条理,却 想从临时的向导那里取得真实情况,这样的人怎能不被敌人愚弄呢?因此,孙膑只有事先了解马陵地势的险恶,然后才能根据它决定进攻魏国的谋略;韩信只有事先 了解井陉关隘的狭隘,然后才能依据它决定打败赵国的计策。不这样的话,连曹操那样的聪明,还会在阳平关惶恐不安;连孔明那样的智慧,还会在于午谷徘徊不 前。不懂这个道理,却说可以临时从向导那里求得地利,而不必在平时寻求地利,这难道是通达的议论吗?因此,路有必定要经过的,城有必定要攻打的,这是平时 就应该知道的。想从这条路出兵却不径直从这条路出兵的人,才是善于从这条路出兵的人;想攻打这座城却不立即攻打这座城的人,才是善于攻打这座城的人。这是 平时虽已知道却不得不临时借助于向导的。要进攻就攻打敌人无法防守的地方,要防守就戍守敌人无法进攻的地方;辨明要害的地方,细察缓急的关键;用兵的特例 和正例能在胸中作出决断,胜败存亡可在掌上发生变化,根据地利在什么地方作出衡量比较。这些本来就是大将的职责,而不是可以从向导那里问来的。凡是我该用 大部队或小部队,该分兵或合兵,该实或该虚的地方,都已清清楚楚地了解了,然后才可以从向导那里广泛地征求情况,听从他们的可信之言,废弃他们的可疑之 词,以便使我地利的作用更加完善,怎么可以徒然使自己的视听受到别人的左右呢?这就是我的书必定不可废弃的原因。
“况且不仅仅是用兵作战这一方面的事。天子对内要安抚各诸侯国,对外要视察四方少数民族政权,地方和中央 强弱的分别、边疆和内地位置轻重的形势,是不能不知道的。宰相辅佐天子治理国家,举凡边防上的利害之处,军队怎样安排适当,都是不能不知道的。管理各种事 务的官府替天子全面治理人民掌握万物,那么财货赋税出自什么地方,军务国政用什么来资助,都是不能不知道的。府守县令等地方官受天子和百姓的寄托,那么各 行政区域之间疆界的错综复杂,山林川泽中何处物产丰富何处生长恶物,以及种田、养蚕、水源的功用,民情、风俗如何,都是不能不知道的。至于士农工商之人旅 行往来,举凡水路陆路经过的地方、地形的险恶与平坦、何处可以疾行何处需要回避的实际情况,也都是不能不知道的。社会混乱就根据这些来帮助天子制敌取胜, 铲除强暴;时代清平就根据这些来治理国家,管理人民:凡此种种,都将从我的书中得到启发。”
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孙子的说法本来就不允当吗?”
我说:“不是的。孙子的话,本来就认为地利是用兵作战的根本,而向导是求得地利的辅助条件。只有先了解地 利,然后才能用兵作战。根据地利条件用兵作战,并且又从向导那里取得帮助,这样才能做到行动起来没有不取胜的。大凡我写这部书的目的,也正是特别希望世人 能预先了解地利。不是预先了解地利,而是在情况危急的时候用惘然无所适从的人担任天下大事,无异于把国家的重要东西端出来,总有一天会束手无策,把它给与 别人。这正是先父悲愤痛心至极,以至于死去的原因。我奉了先父的遗嘱,采访了过去的传闻,搜集了其他的记载,用正史对它们加以证实,逐渐形成一家之言。此 书合为十八部,分成一百三十卷。我把它藏在家垫之中,等待今后能了解自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