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太史公说：“先人有过这样的话：‘从周公死后五百年而诞生了孔子，孔子死后至今也有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而订正《易传》，续写《春秋》，探求《诗》，《书》、《礼》、《乐》之间的渊源呢？’他的意思是完成这一事业当在此时吗？当在此时吗？我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说：“当初孔子为什么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政治衰落废弛，孔子做鲁国的司寇，诸侯陷害他，大夫们掩蔽他的贤能。孔子知道他的话不被人采纳，政治主张无法推行，便通过褒贬二百四十二年之间的大事，作为天下人行动的标准，讥评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以此来通达和阐明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将我的褒贬态度作为空话而记载下来，不如表现在具体事件中更为深刻切理，鲜明晓畅。’《春秋》，上则阐明三王的道理，下则分辨人世各种事体的准则。辨别疑惑难明的事物，弄清是非的界限，确定犹豫不决的问题，表扬良善，批评邪恶，尊重贤才，鄙薄不肖，恢复已经灭亡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的世系，补救弊端，振兴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中的重要内容。《易》是显示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所以长于变化；《礼》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所以长于引导人们的行为；《书》是记载先王事迹的，所以长于指导政事；《诗》记述山川、豁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长于教化；《乐》是音乐的依据，所以长于调和人们性情；《春秋》明辩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礼》用来节制人们言行，《乐》用来激发和乐的情感，《书》是用来指导政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说明变化，《春秋》用来解释义理。拨正乱世，使它归于正轨，没有比《春秋》更为切近了。《春秋》的文字有几万，所要说明的意旨有几千条，万物的分离与聚合，都在《春秋》里面。《春秋》之中，记载臣下杀死君主的有三十六起，国家被消灭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四出奔逃而不能保住自己封国的不计其数。考察他们之所以这样的原委，都是因为丢掉了根本啊。”

　　“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因此说，‘臣子杀国君，儿子杀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它的由来是很久远的了。’所以，享有国土的君王不能不懂得《春秋》，否则，前有谗臣却不见，后有国贼而不知。作人臣的不能不懂得《春秋》，否则，做了正当的事却不知道是否合适，遇到变故又不懂得变通。作国君或作父亲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要义，一定会蒙受首恶的名声；作臣予或作儿子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要义，一定会陷入到篡位、弑父的法网中而落得该死的罪名。他们的本心都还以为是在按规矩办好事的，只是做了以后并不懂得其中真正的义理，受到凭空加给的流言蜚语而不敢辩驳。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出现做国君的不象个国君，当臣子的不象个臣子，作父亲的不象个父亲，为儿子的不象个儿子。做闰君的不象国君，就会被侵犯；当臣子的不象个臣子，就会获罪被杀；作父亲的不象个父亲，就没有道德伦理；为儿于的不象个儿子，就会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失啊。以天下最大的过失加在他们身上，当然只好接受而不敢抗辞。所以，《春秋》这部书，是关于礼义的根本法则！礼，在坏事发生前就加以禁止，法，在坏事发生后才加以施行；法的作用是比较容易看见的，而礼对人们的约束作用却难于被人们所理解。”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候，上没有圣明的君主，下不被信用，所以写作《春秋》，留传空文来评断礼义，当作帝王的大法。现在，先生您上逢圣明天子，下有官守职位，万事都已具备，各自按着适当的程序进行，先生，您所论述的，是为了说明什么道理呢？”

　　太史公说：“哦，哦，不，不，不是这样。我从先父那儿听说过：‘伏羲氏是最为纯朴厚道的，作了《易》的八卦。尧、舜二帝的盛德，《尚书》记载下来，礼、乐也就兴起了。汤、武时代的兴隆，诗人歌颂它。《春秋》表彰善事，贬斥邪恶，推崇三代的德政，褒扬周王朝，并不只是讽刺讥笑而已。’汉朝建立以来，到了当今圣明天子在位，得到了上天的祥瑞，到泰山举行过封禅大典，更改了正朔历法，变换了车马服色，承受天命，德泽无穷无尽，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经过重复翻译，叩开关门请求贡献物品和朝见的，说也说不完。臣下百官极力称诵圣主的明德，仍然不能尽情表达自己的心情。况且，士人中的贤能者不被信用，那是国君的耻辱，人主明圣，但德行得不到宣扬，这是官吏们的过失啊。而且，我曾经职掌太史令之官，如果废弃英明、圣智、盛德而不予记载，磨灭功臣、贵族、贤大夫的业绩而不予叙述，丢弃先父所告诫的话，这样，罪过就更大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只是整理、统一他们的世系传记，并不是所谓创作，而您将这件事同孔子作《春秋》相比，未免言之差矣！”

　　于是我评论编次了这些文章。经过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蒙受祸患，被拘禁在监牢之中。于是喟然长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遭到摧残，再没有什么用处了！”我又转而深思：《诗》、《书》辞意隐曲，文字简约，是想表达作者内心的思考的。从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于是演绎了《周易》；孔子被困于陈、蔡，于是写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著述了《离骚》；左丘眼睛失明，才写了《国语》；孙膑被剔去膝盖骨，就研究兵法；吕不韦被放逐到蜀地，世上流传他的《吕氏春秋》；韩非被关在秦国的牢里，著述《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贤人圣人感情愤发而写作的。这说明，那些人都是感情有所郁积，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追记往事，思念未来。于是我从黄帝开始直到汉武帝猎获白麟的时候为止，叙述了陶唐以来的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