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标题:文选·序 作者或出处:萧统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日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象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牋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耳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

  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尔。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译文或注释:

  我看那原始时代的远古风俗,人类处在冬住窟夏居巢、连毛带血吃生肉的时期,世风质朴,民情淳厚,文字文章还没有产生。到了“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才开始画八卦,造文字,用来代替结绳记事的方法,从此以后文章典籍就应运而生了。”《易经》上说:“观察日月星辰,用来考察四季的变化;观察诗书礼乐,用来教化人民使之有成就。”诗书礼乐的意义真深远广大啊!椎轮这种简陋的车子是帝王乘坐的大辂的原始模样,但大辂哪有椎轮的质朴?厚厚的冰层是积水凝结而成的,但积水并没有厚冰的寒冷。为什么呢?大概是由于承继那造车之事却增加了文饰,改变了水的本来状态却变得更加寒冷。事物既然有这种现象,文章也应当如此。文章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我们难以全部搞清它的变化规律。

  让我尝试议论一下这个问题吧:《毛诗序》上说:“《诗经》有六义:第一叫做风,第二叫做赋,第三叫做比,第四叫做兴,第五叫做雅,第六叫做颂。”至于现代的作者,跟古代大不一样。赋本是古代诗歌中的一种表现手法,现在却发展成为用“赋”命名的独立文体。荀卿、宋玉率先标明创作赋体,贾谊、司马相如跟在后面继续发扬。从此以后,这类作品源远流长确实繁富。描写城市园囿,有张衡《西京赋》和司马相如《上林赋》这样的作品;劝戒帝王不要沉湎游猎,有扬雄《长杨赋》《羽猎赋》一类的创作。如果论起那些记一事、咏一物,寄兴风云草木和鱼虫禽兽之类的作品,推广扩大其题材,就不能一一尽述了。

  又有楚国诗人屈原,心怀忠贞,志行清正,因为楚王不是从善如流的国君,臣下所进献的忠言他听不顺耳,屈原为国家百姓深谋远虑,却反而被放逐在湘水之南。刚直忠正之心已经遭到伤害,抑郁不平的感情无处申诉,面对江水产生投江报国的决心,行吟泽畔面带憔悴的神色。骚人的作品从此兴起了。

  诗歌,是心志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表现,感情在内心激荡而表现在语言上。《关雎》、《麟趾》是端正初始之道的表达,《桑间》、《濮上》是亡国之音的流露。所以《诗经》的正道,光彩照人,值得鉴赏。自从汉朝中叶以来,诗歌发展的道路又渐渐不同了,有韦孟退居邹县讽谏的诗作,有降将李陵“携手上河梁”这样的篇什。四言诗和五言诗区分开来,又产生了少则三字、多则九字的诗歌,各种诗体一齐出现,象分镳共驰的马车一样同时并起。“颂”是用作歌功颂德、赞美成功的体裁,从前尹吉甫有“穆若清风’那样的赞辞,季札有“至矣哉”那样的赞叹。抒发感情形成诗歌,正如上面所说风雅和韦、李的诗歌;总括成功形成颂体,也就象这里所说的尹吉甫、季札的作品了。其次,“箴”是为弥补过失而产生的,“戒”是由于辅佐君王纠正其过失而出现的;“论”要求剖析事理精当细微;“铭’要求叙述事情清爽温润;赞美寿终的人,那么就产生厂“诔”;为画像题辞,那么“赞”就兴起了。又有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哀文等类文体,“答客”、“指事’之类作品,“三言”、“八字”一类文辞,还有篇辞引序、碑碣志状,各种作品象蜂一样成群涌现,新老文体的发展呈现错综纷繁的局面。就好象埙和笙虽是不同的乐器,但都能发出动听悦耳的乐曲;黼和黻虽然色彩各异,但都能成为美丽悦目的珍品。由于有如此众多的文体,作者的各种情致意趣,都能得到充分的表现。

  我在监国抚军之余,平日有许多空闲时光,广泛阅读各类文章。总是眼睛在浏览,心里在默想,一读就是老半天,竟然没有倦意。自从周、汉以来,年代久远,朝代经历七个,时间超过千年。这期间词人才子誉满文坛,他们才思敏捷,铺纸挥毫,文章多得充满书套。如果不删除其糟粕,采集其精华,要想事半功倍,多半是很困难的了。

  至于周公旦撰写的那些典籍,孔尼父编订的那些书籍,能跟太阳、月亮一起高悬空中,能与鬼神较量深奥玄妙,它们是道德方面的准则法式,人伦方面的导师良友,难道可以加以删削,加以剪裁?老子、庄子、管子、孟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大概以表达思想见解为宗旨,并不以善于作文当作目的。所以我现在编纂这部《文选》,略去不收它们。

  至于圣贤的美好辞句,忠臣的耿直言论,谋士的话语,雄辩家的言辞,象冰雪消融、泉水奔涌一样滔滔不绝,又象黄金为质、玉声铿锵一般文质兼美。人们听说的古代辩士辩于狙丘,议于稷下,高谈阔论,折服众人,鲁仲连的辩才迫使秦军退兵五十里,郦食其的劝说降服了齐国七十余城,张良一连提出八大难题,陈平献出六条奇计,他们的事迹美显于当时,言辞流传千载,大略都已见于典籍,或出自诸子及历史著作。象这一类事迹且又繁富,即使记载在书籍中,但是跟文艺作品毕竟不同。我现在的这部文集,也不收入。至于象那些记事和编年的史书,是用来褒贬是非,记清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的,和文学作品相比也有所不同。象那些“赞论”综合联缀华丽的辞藻,“述赞”组织安排漂亮的文词,因为事情、道理出自深刻的构思,最后表现为优美的文采,所以算得上是文艺作品,我就旁搜博采,选辑入书。

  远自周朝,下至当代,这些入选的作品总共分为三十卷,取名为《文选》。大致编排的体例,各按门类集在一起。诗赋二类体制既有多种,又按小类分别排列。每类之中,各以时代先后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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