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 辨奸论

【原文】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①，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②，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③，仅得中主④，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⑤，非德宗之鄙暗⑥，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⑦，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阴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⑧，凶首丧面而谈诗、书，上此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注释】
①山巨源：（205—283），名涛，西晋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为“竹林七贤”之一。晋初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王衍：字夷甫，与山涛同时而年辈较晚。
②郭汾阳：即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唐中期著名大将。卢杞：唐大臣，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
③惠帝：指晋惠帝司马衷，以昏庸愚蠢出名。
④中主：指才能一般的皇帝。
⑤眩世：惑乱天下。
⑥德宗：即唐德宗李适。鄙暗：鄙陋昏庸。
⑦今有人：指王安石。
⑧彘：猪。

【译文】
事情有它发生的必然性，道理有它自身的规律。只有天下那些心境静穆的人，才能从微小的迹象中看出显著的结果。月亮四周的光环，预示天要刮风；柱石回潮湿润，说明就要下雨，这是人人所共知的。至于世事的变化，情势的规律，抽象渺茫而不可理解，千变万化而难以预测，又怎能与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呢？而即使贤能的人也有不知道这些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心中的好恶扰乱了他的主见，利害得失又左右着他的行动啊。
从前山涛见到王衍，说：“日后祸害天下百姓的，定是此人！”汾阳王郭子仪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都要被杀了！”就今天而言，其中的道理固然可以预见一些。据我所见，王衍其人，不论是容貌还是言谈，固然有有利于欺世盗名的条件，但是他不妒忌、不贪污，追随大流。假如晋朝当时在位的不是惠帝，只要有一个中等才能的皇帝，即使有千百个王衍，又怎么能扰乱天下呢？像卢杞那样的奸臣，固然有能力使国家败亡，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难以打动别人，言谈难以影响社会，若不是唐德宗十分昏庸，又怎么会受到重用呢？从这一点来说，山涛和郭子仪对王衍和卢杞的看法，或许有不完全正确之处。
如今有人口中吟诵着孔子和老子的话，身体力行伯夷、叔齐的清高做法，收罗了一批沽名的读书人和不得志的人，相互勾结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吹捧，自诩为颜回、孟子再世，但实际上阴险狠毒，志趣不同于常人。这真是集王衍、卢杞于一身了，他造成的灾祸难道能够说尽吗？脸脏了记得洗脸，衣服脏了记得洗衣，这是人之常情。如今却不是这样，他穿着罪衣，吃猪狗般的食物，头发像囚犯，面孔像死了家人，却也谈论《诗》、《书》，难道这合乎情理吗？大凡做事不近人情的，少有不是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利用最崇高的名誉，掩盖隐藏的祸患，虽然有愿意励精图治的君主和敬重贤才的宰相，还是会推举、任用他们的。因此，他们成为天下的祸患就毫无疑问了，而决不是仅仅王衍、卢杞等人可以相比的。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战功。”如果这个人未被重用，那么是我说错了，而这个人就会产生未遇明主的慨叹，谁又能够知道会有如此的灾祸呢？不然的话，天下就会受到他的祸害，而我也将得到有远见的名声，那真是可悲啊！

【评析】
本文作者认为，事情皆有一定的规律，只要能够仔细观察并把握规律，就能见微知著，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观察行为而在祸乱发生之前就发现作乱的奸臣。历来有人认为这篇文章的本意是暗中批判王安石，也有人认为此文并非苏洵所作，未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