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或出处:杜甫

杜甫诗选 新安吏


【原文】
客①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②?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③。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④?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⑤。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⑥。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⑦。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⑧。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⑨。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⑩,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注释】
①客:杜甫的自称。
②喧呼:喧闹呼叫。点兵,按照户籍名册来点名征兵。“借问”的发问之人是杜甫,由此也可以看出本诗采用问答体。更:即岂,难道。丁:唐制中,最初是“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到了天宝三年(744)改为“十八为中男,二十二为丁”。
③这两句则是官吏的回答解释:迫于军令,不得不这样。府帖:军帖,唐时是府兵制,所以称“府帖”。次选:因为壮丁已经被全部征用,再次征兵时只能征中男入伍。中男,指为成丁的男子。
④这两句又是诗人的疑问。表现一种情感上的冲突,一方面必须要有兵士戍守王城,另一方面丁已征尽,只好征用未成年的孩子去打仗守城,令人担忧更让人觉得可怜。绝短小,极短小。
⑤白水:即大河。这两句融景入情,构成了一种似乎山川也在为之悲恸的凄凉气氛。
⑥眼枯:眼中的泪水流得太多,已经导致了眼泪枯竭。天地:指朝廷,因为不敢直指便以此来影射。
⑦相州:指邺城,在今天的河南省安阳县。日夕:即早早晚晚、时时刻刻。平:平定,克复。
⑧贼难料:其实并非因为“贼难料”,而是“人谋不臧”,当时肃宗不信任郭子仪等大将,害怕他们功高位尊后会难以统领,所以就故意压制,最终导致了邺城之败,但在这里杜甫只好以浑说带过,将罪过归咎于“贼难料”。
⑨就粮:即就食。近故垒:指靠近旧营地。旧京:指洛阳。
⑩王师:即王者之师。原本是用来指天子的军旅,后来多用来指反抗外敌入侵的政府军,也就是杜甫这里所说的“义军”。顺:名正言顺、合乎正义。

【译文】
我走在通往新安的路上,忽然听到有人喧哗,原来是差役在村里征兵。我问那些差役:“新安这个小小的县城,连年战乱,还有壮丁可以应征入伍吗?”差役回答说:“昨夜州府已经下达文书,规定征调中男入伍了。”我说:“这些人既矮又小,怎么能让他们去守卫东都洛阳啊?”健壮的青年大概家境还不错,他们都有母亲前来送行。瘦弱的青年大多出身贫户,他们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无人前来送行。时间已到黄昏,大河向东流去,青山下还传来送行者的哭声。我看到这般景象,就安慰那些哭泣的人说:“把你们的眼泪收起来吧,不要哭坏了眼睛,白白损伤了身体。天地终是无情啊!官军进攻相州,本来一两天就能平定叛乱,谁知敌情难以预料,以致吃了败仗,士卒纷纷溃散了。他们的伙食就在旧营垒附近供应,训练也在东都近郊进行。他们要做的工作只是挖掘城壕,也不会深到见水。牧马也是很轻松的任务,况且朝廷的军队是正义之师,主将非常关心爱护士卒。你们这些送行的家属就不要哭得如此伤心了,仆射如父如兄,定不会亏待士卒。”

【赏析】
乾元元年(758)冬,唐朝大将郭子仪在接连收复了长安、洛阳等地之后,又与其他九位节度使继续攻打安庆绪(安禄山之子)的军队,直至邺郡(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但此时唐肃宗出于猜疑,撤销了郭子仪军队统帅之职,导致唐军没有统领,再加上粮草短缺,军士士气消沉,最终败逃。由于战争中唐军兵员散亡不少,急需补充,于是朝廷又开始征兵。适逢杜甫途经新安,见此情景,便创作了这首诗。新安,在洛阳西。
全诗按照八句、八句、十二句的方式大致划分成三个层次。在第一部分中,前两句对全诗起统领作用,“客”是诗人自称,之后诗歌的所有描写皆由“喧呼闻点兵”而来。余下六句则以诗人和官吏问答的形式说明了征兵的强横。天宝三年的兵役制度规定:十八为中男,二十二为丁。正常情况下,中男直到成丁后才服兵役,而眼下有不少人都被当做壮丁抓走,诗人质问新安吏:“新安县很小,再无壮丁了吧?”对方答道:“昨晚州府下了军帖,依次征调中男出征。”杜甫又问道:“中男还小,怎么能保卫洛阳呢?”对方可能是哑口无言了,也可能是厌烦了,没再作答。这段场景很好地把诗人对人民的同情和诗人迂执的性格特征表现了出来。
第二部分的八句,刻画的是中男出征前的离别场面。健壮的中男可能家境稍好,还有母亲相送。瘦小的青年则无依无靠,独自上路。家人哪里去了?第一部分交代了原因:“县小更无丁。”这一句与“有母送”前后照应,暗示父亲早已不在了。此情此景,更让人感到悲凉。黄昏时分,河水向东而去,青山之下却还有送行人的抽泣声。此时诗人也只能以“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来劝慰他们,“莫”、“收”在先,是果;“终无情”在后,是因。诗人似乎让人把眼泪咽进肚中,悲愤之情更加深刻。
最后一部分先用四句分析了相州战败的情况,之后八句又用军队的性质和现实情况来继续安抚兵丁的家属。这里面既蕴涵了作者的爱国情怀,又体现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关爱。整首诗歌一方面抨击了唐朝不合理的征兵制度,揭示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肯定了这场平叛战争的合理性。这看似矛盾的两面,正是当时国家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残酷现实使作者无比痛心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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