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选 人物背景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汉族，河南巩县（今河南郑州巩义市）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400多首，诗艺精湛，被后世尊称为“诗圣”。官至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有《杜工部集》传世，纪念地有杜甫草堂、杜甫墓、杜公祠、杜甫公园、杜陵桥、杜陵书院等。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年（745），为开阔眼界，了解社会状况，结识名流墨客，开元十九年，年仅二十岁的杜甫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漫游。第一次漫游的地点主要集中于江南吴越一带。他寻访金陵、姑苏的古刹名山，畅游浙江，泛舟剡溪，直达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杜甫踌躇满志地返回洛阳参加进士考试，却不幸落榜。次年，他怀着落寞的心情开始了第二次漫游，这次的足迹主要集中在齐赵一带。这两次漫游让年轻的杜甫收获颇丰，他领略了大唐山川的秀美，受到了江南、山东两种不同文化的熏陶，见闻随之丰富，眼界也变得更为开阔。开元二十九年，他在洛阳附近的首阳山安家，与杨氏缔结良缘。天宝三载，杜甫在洛阳遇到了我国诗坛上的另一颗明星李白，并被李白卓尔不群的风采所折服。二人一见如故，谈诗论文，共游梁宋、齐鲁，结下了毕生的友谊。此后，杜甫写了大约十余首诗酬赠李白。天宝四年（745）秋，为了谋求官职，有所作为，杜甫决定西去长安，而李白则准备南下江东，他们不得不在兖州分手，没想到此后竟无缘再见。
长时间的南北游历，大大开阔了诗人的视野。一方面，祖国的秀丽山河、风景古迹以及当时盛唐的繁华，让年轻的诗人心情澎湃，意气飞扬，诗歌里充满了生机和豪情；另一方面，诗人也对社会民生的黑暗现实有了一定的接触和了解。
这一时期，杜甫写得最多也最为成熟的是五言律诗，其次是五言古诗，其他的诗歌体裁都比较少，诗作的篇幅也大都很短，体制规模都不很大，这一时期，可以视为杜甫诗歌创作的准备期。
天宝五年（746）至十四年（755），为了网罗人才，天宝六年（747），玄宗下令征召天下有一技之长者到京应试，杜甫就在其中。但由于奸相李林甫的阻挠，杜甫求官报国的愿望再次落空。天宝十年，玄宗举行了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三个盛典。杜甫借机写就三篇文辞华美的“大礼赋”进献，得到了玄宗的赏识。玄宗命宰相考试杜甫的才能，以便分配官职，但此事最终竟不了了之。无奈之下，杜甫只好不断地写诗给豪门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未能如愿。就这样，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在长安化为泡影。就在杜甫到长安后不久，其父因病去世，他的生活随之变得十分拮据。为了求得一官半职，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他在屈辱的生活中苦苦挣扎，挨饿受冻是常有的事。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期，杜甫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职务，而此时已是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的前夕。
这一时期，大唐帝国在日益走向衰弱，安史之乱正在酝酿，长安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汇集了一切最繁华、最精粹的东西，但同时它也是罪恶的渊薮，是权势豪贵作福作威、颐指气使之地。它既是天堂，又是地狱，各种矛盾都集中地体现和暴露在这里。杜甫在这里也经历了一段甚为蹇舛困顿的生活。随着天真幻想的破灭，积极昂扬理想的受挫，杜甫开始正视黑暗现实。既目睹了上层阶级的骄奢淫逸，又接触到广大人民的困苦艰辛，唱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绝句。
在这十年中，杜甫写了一百一十首左右的诗。黑暗而丰富的生活，扩大了杜甫诗歌创作的领域，也拓展了他诗歌的篇幅，二百字以上的诗歌更是常见，甚至出现了五百字的长篇。在诗歌的体裁上，此时期他写了很多的七言古诗，这是第一期所没有的现象。也许这种不拘格律的“长句”更适合书写杜甫悲愤激动的心情。
十年的长安困守，折磨了杜甫，也造就了杜甫，使他有机会深入了解下层百姓的生活，亲身体会人民的疾苦，这为他今后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指明了方向。在这十年间，他满含辛酸和热泪写就的《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作品，均反映了他对权贵的憎恶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杜甫沦陷于安史叛军中以及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爆发的最为黑暗动乱的一段时间。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天宝十五年（756）六月，潼关失守，长安陷落，玄宗仓皇逃往蜀地。杜甫在长安陷落一个月前离开长安开始流亡。同年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杜甫便由鄜州投奔灵武，但不幸在途中被叛军所俘，押解到长安。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从长安逃往肃宗处，被任命为左拾遗，但是上任后不久，又因房管事件触怒肃宗，几乎被定罪。同年八月，肃宗为了疏远杜甫，便准许他回鄜州探亲。九月长安收复后，杜甫便于十一月举家回到长安。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而就是在被贬期间，他写出了《三吏》、《三别》等著名的诗篇。乾元二年（759）七月，杜甫弃官客秦州，其后又客于同谷和成都，生活甚为艰难。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杜甫陷于安史叛军中的时间约有九个月，为官的时间则约有两年零两个月。
这一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但在杜甫的创作史上却很是关键。从作品的数量来看，
要比长安十年间创作的多到一倍以上，从作品的质量上看，内容也特别充实，是思想性和艺求性的高度统一，形成了他创作中的一个顶峰。
安禄山的叛乱，激化了民族矛盾，杜甫又一度身陷于叛军当中，亲眼看到了胡兵的凶残暴行，切身尝到国破家亡之痛，所以这一时期作品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杜甫的爱国精神。他的一喜一忧，都是和当时战局的一胜一败、城池的一得一失密切相关的。
在两年多的为官期间，正是因为唐肃宗对其贬斥和疏远，让他能够得以深入到现实、深入到民间，也就是因为这些切身的经历和体验，让杜甫在这期间写出了一大批辉煌灿烂的现实性极强的诗篇。
在诗的体裁上，除了五律以外，这一时期的五言古体诗写得最多，竟达九十首，其诗集中篇幅最长的五古《北征》便是写于此时。另外还有二十二首七言古体诗，诗集中篇幅最长的七古《洗兵马》同样也是写于此时。都是为了表现更为复杂的事件、事物和情感，在这一时期，杜甫更多地采用了古体诗这种诗歌体式。
杜甫的最后创作生活，是从四十八岁到五十九岁逝世前的十一年间的一段稍微安稳、但终又漂泊不定的时期，既是伤心回顾，也是乱世求安的时期，既是诗人晚年诗作大增也是其体弱多病的时期。从总体上可以划成为三个阶段：夔州以前应该算是第一阶段，一共六年多的时间（760～766），这其中住在成都草堂前后大概有五年的时间，在这个阶段里，杜甫一共写了五百八十五首诗。移居到夔州应该算是第二个阶段，大概有两年（766～768），时间虽然很短，这个时期的作品却是最多，一共写了四百三十七首诗。离开夔州以后，漂泊在湖北和湖南属于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为时近三年（768～770），此时的诗人杜甫已经是一个残废的老头了，但他还是写了一百五十首诗。
杜甫在这漂泊西南时期的十一年中，一共写了一千多首诗。这些诗作占存世作品总数量的百分之七十三还多一些，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长篇排律。这一时期是他的诗作成熟时期，其中又以夔州两年诗作四百余首数量惊人，而此时他体弱多病，诗人仿佛已感知命运多厄、时日无多，他能抓住的只有诗歌，只有写诗才能安慰他孤独困苦的心灵，只有诗作才是精神慰藉和生命寄托，因此，不管是夔州多病还是湘江漂泊，杜甫无一不用他羸弱的毛笔留下了他晚年的感怀、行踪和绝唱。可以看出，在诗歌创作中，杜甫是厚积薄发的。诗人的这种始终如一的执著的创作精神，非常值得我们肯定和学习。
因为时代、生活和年龄等许多的原因，杜甫这个时期的作品最主要的特征，是对诗歌的抒情特质极力弘扬。也就是抒情诗非常多，单纯叙事性诗很少。这些抒情诗的内容、题材，都是非常多的，有描写景物的抒情诗，有展现劳动生活的场景的抒情诗，有回忆往事的抒情诗，等等。这些诗里面有大声疾呼、直抒胸臆的；有回肠荡气、抑扬顿挫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这些抒情诗都浸透着现实。然而，最值得重视的还是他的政治抒情诗——主要是一些政治讽刺诗。杜甫一直是一个“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诗人，在杜甫漂泊西南的这十一年中，下层百姓一直处在悲惨的境地，国家也一直处在动荡中，因此这类政治讽刺诗也就始终贯穿着他这一时期的三个阶段。这些讽刺诗，有的是尖锐并且精辟的议论，例如杜甫的《有感五首》（其三）中“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的是通过借用景物，出以比兴，像《病橘》、《花鸭》等诗。而杜甫其他直接反映现实的诗中，也往往在叙事中掺杂着议论或是感愤，带着有强烈的抒情气息。
杜甫这个时期的诗歌内容主要是抒情，所以诗的形式方面在这个时候也有了新的发展，律诗和绝句这两种近体诗的形式，被大量用在诗歌的创作上。杜甫一生的三十一首五绝，全是这个时期写的；他的一百零七首七言绝句，其中有一百零五首是这时所作。同时杜甫还写了四百八十一首五言律诗和一百二十五首七言律诗，五言排律在这一时期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最长的一首五言排律（《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也是这个时期写的。律诗因为种种限制，不适合叙事而比较适宜于抒情，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时期律诗比较多的原因之一。但是，律诗作为一种诗体，也有其独特之处，因为它本身具有音乐性和精练性，它要求更高的概括。所以用来作为一种讽刺的武器，显得非常有力，能够一针见血、出人意料、以少胜多。
综上所述，杜甫史诗般的叙事诗虽然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他的抒情诗也需要同样的重视，并且更应该为我们所重视。我们要通过品味这些优美的抒情诗，更敏锐地把握这位诗人的伟大灵魂以及高尚人格。通过对作品的解读，真正进入诗人真实的感情世界，与诗人一起欢笑，一起流泪，一起感叹，一起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