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 曹操反间破马超

【原文】
是时关中诸将疑繇欲自袭，马超遂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讨之。……韩遂请与公相见，公与遂父同岁孝廉①，又与遂同时侪辈，于是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拊手欢笑。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与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凉州②，杨秋奔安定③，关中④平。诸将或问公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⑤击冯诩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公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⑥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关；贼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有二将之军也。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蓄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始，贼每一部到，公辄有喜色。贼破之后，诸将问其故。公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適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注释】
①孝廉：汉代察举官吏的科目名。孝，指孝子；廉，指廉洁的官吏。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后合称孝廉。三国因之。
②凉州：州名。西汉置。为汉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相当今甘肃、宁夏和青海湟水流域，陕西定边、吴旗、凤县、略阳等县。
③安定：郡名。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年）置。治所在今宁夏固原。辖境相当今甘肃泾川、宁县、崇信、平凉、镇原和宁夏泾源、隆德、固原、西吉等县。
④关中：地区名。秦都咸阳，汉都长安，称函谷关以西为关中。或以为在秦岭以北范围，包括陇西、陕北等地。
⑤河东：郡名。黄河在山西地作北南流向，战国、秦、汉时因指今山西西南部为河东；魏晋以后泛指山西全省。
⑥西河：地区名。战国魏地。故地在今河南安阳一带。其时黄河流经安阳之东，西河意即河西。

【译文】
这时关中各将领怀疑钟繇要袭击自己，马超遂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人反叛，曹操派曹仁去讨伐他们。……韩遂要求与曹操见面，曹操与韩遂的父亲是同年孝廉，又与韩遂为同辈人，曹操与韩遂并马交谈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说军事，只谈论在京都时的一些旧事，说到投机的时候，两人拍手大笑。会见以后，马超等人问韩遂：“曹操说了些什么呢？”韩遂说：“没说什么。”马超等就怀疑韩遂有不可告人之密。另一天，曹操又给韩遂写信，涂改的地方很多，像是韩遂改定的。马超等人对韩遂更加怀疑。曹操于是与马超约定日子会战，先用轻装步兵挑战，战了很久，才使用勇猛的骑兵夹击，大破敌军，杀了成宜、李堪等人。韩遂、马超跑到凉州，杨秋逃到安定，关中平定了。诸将中有人问曹操：“以前，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拖延时间而后北渡，这是为什么呢？”曹操说：“敌人据守潼关，如果我们进入河东，敌人一定会率领部队把守各个渡口，这样，我们就无法渡过西河了。所以我故意把大军开往潼关，敌人就会使用所有的兵力，把守南面，这样使得西河的防守空虚，这样徐晃、朱灵二将能集中力量夺取西河，然后带领部队北渡黄河，敌人不能与我们争夺西河，就是因为有二将的军队在那里啊。连接车辆，树立栅栏，修筑通道通往南方，这是既做好不可战胜的准备，又显示我军力量的薄弱，给敌人以假象。渡过渭水修筑坚固的壁垒，敌人来了我不出应战，是为了使他们骄傲，所以敌人不修筑壁垒而要求割地。我顺着他们答应了。我所以顺从是想稳住他们的思想，不作防备。而我们则积蓄力量，突然发起攻击，这就叫做迅雷不及掩耳。用兵的变化无穷，本来就没有一种固定的方法啊。”起先，敌人每有一支部队到来，曹操总是喜形于色。敌人被打败之后，将领们问这是为什么，曹操答道：“关中土地辽阔，如果敌人各自据守险阻，我们征讨他们，没有一二年的时间是不能克敌制胜的。现在他们集聚到一起来，人马虽然多，但是各不相属，又无统一的主帅，一战就能消灭他们，比较容易取胜，我所以很高兴。”

【评析】
《三国志》为西晋杰出史学家陈寿所撰著，主要记叙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该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史学名著，与《史记》《汉书》以及《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共同成为我国古代二十五史之翘楚。
陈寿，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北）人，生于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卒于西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享年六十五岁。
陈寿平生才学出众，以蜀中文士入仕中期，故后半生仕途极为坎坷，故此《华阳国志·陈寿传》论其人生结局，如是叹曰：“位望不充其才，当时冤之。”
陈寿之世，史学著述颇为繁荣。继两汉传统，其时魏、吴两国均设有专门史官，掌管国家大事、帝王起居的记录。在曹魏，文帝、明帝曾命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书不得成，后又命韦诞、应璩、王沉、阮籍、傅玄、孙该等共同撰作，最后由王沉独就其业，成就《魏书》四十卷，其书固然毛病不少，如刘知几曾说它“多为时讳，殊非实录”，但其中不乏原始材料。在官修之外，尚有鱼豢私人撰作的《魏略》八十九卷，其书“巨细毕载，芜累甚多”（《史通·题目篇》），但资料甚为丰富。这些都为后来陈寿撰著《魏志》作好了前期的资料准备工作。在孙吴，亦曾谕令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核等人撰作《吴书》，其书由韦曜独终其业，计五十五卷。这自然也成为陈寿撰著《吴志》的主要参考资料。至于蜀汉，虽说“国不置史，注记无官”（《三国志·蜀后主传评》，但私人著述仍然颇多。这些著述也有可为陈寿撰著《蜀志》的材料。当然，《三国志》的成书，主要在于陈寿本人的辛勤搜集和刻苦钻研。
《三国志》记叙了自公元184年黄巾起义至公元280年两晋灭吴，近一百年的历史。全书记载的内容，包括魏、蜀、吴三国形成、发展乃至消亡的全部历史过程。
《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从其成书的时间来看，在所有正史中紧承《汉书》之后，所以其创作原则和方法全以《汉书》为楷模，但不同之处在于，《三国志》仅有纪、传，而无表、志。由于《三国志》记叙的是魏、蜀、吴三个政权的历史内容，在中国历史发展行程中显示出三驾马车的轨迹，故此在三个国家的形成、发展直至消亡的史实编纂上，陈寿独创一格，分国各自为史，“原始察终”，溯源导流，各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因有此，我们从中看到了一种与其他“正史”不同的断限方法。整体来看，《三国志》这部断代史，依据所叙内容，其时间所断之限，前伸东汉后延西晋各有一定的所限，给世人一个十分明白的前因后果，其榫卯构接颇为严合。在《三国志》的创作过程中，陈寿以实事求是地依据既成的历史事实，将魏、蜀、吴三个政权作为各自独立的个体看待，将它们各国历史单独成书，以示这三个政权在历史中的合法性——均以正朔承绪刘汉王朝。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三国体制“正朔有三”。但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走向来看，这三个政权在上承下启的过程中毕竟有所不同，故而陈寿在运笔时亦随之而予以一定的区别。
《三国志》合读为一部完整的断代史，分读则为三部正史化的地方史。这一特点在二十五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三国时期是一个政局动荡不安的时代，是一个乱世。而乱世出英雄，故此三国又是一个人才辈出、英雄并起的时代。陈寿的《三国志》只有纪、传，专重这一时期人物及其活动的记载。全书共记载了四百三十七人的传记。对于这么多人物，陈寿以帝王为纲、臣僚为目，以政治人物为先，其他人才为次。与此同时，还照顾到各个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时序。因此，整部《三国志》的人物传记的安排，是以类舍传、依时排列。
《三国志》自撰出后，受到历代研习者的赞誉。陈寿之世，当时诸家叙三国史事之书，自《三国志》行世而渐至湮没无闻。陈寿去世后，晋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颞等人，上表向朝廷推荐《三国志》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司马）相如，而质直过之。”（《晋书·陈寿传》）北魏人崔浩认为陈寿撰作《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自班（固）、史（迁）以来，无及寿者”（《魏书·毛修之传》）。而南朝梁人刘勰，在其《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则说：“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惟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辽、固，非安誉也。”南宋“为义藻思英义”的叶适，更进而认为陈寿“笔高处逼司马迁，力之班固，倡少文义缘饰尔，要终胜回也”（叶适《习学纪盲序目·蜀志》）。至清代，著名史学家钱大昕则作如是论评：“予性喜史学，司、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潜研堂集·三国志辨疑序》）。从前人的种种评述中，可见《三国志》的写作成就及其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