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 英人占据香港

【原文】
义律①数索香港，志在必得，琦善当事急，佯许之而不敢上闻。至是，义律献出所据炮台。并愿缴还定海以易香港全岛，别议通商章程。琦善亲与相见莲花城定议，往返传语，由差遣之鲍鹏将事，同城将军、巡抚皆不预知。及英人占据香港，出示安民，巡抚怡良奏闻，琦善方疏陈：“地势无可扼，军械无可恃，兵力不坚，如与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事羁縻。”上益怒，诏斥琦善擅予香港，擅许通商之罪，褫职逮治，籍没家产。英兵遂夺虎门靖远炮台，提督关天培死之。奕山等至，战复不利，广州危急，许以烟价六百万两，围始解，而福建、浙江复被扰。琦善逮京，谳论大辟，寻释之，命赴浙江军营效力。未至，改发军台。（道光）二十二年②，浙师复败，吴淞不守，英兵遂人江，江宁③戒严，于是耆英、伊里布等定和议，海内莫不以罢战言和归咎于琦善为作俑之始矣。
《清史稿·琦善传》

【注释】
①义律：英国人。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以船务总督身份随律劳卑来华。两年后充任驻华商务监督。林则徐禁烟以后，他是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和指挥者。
②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
③江宁：今南京市。

【译文】
英国人义律多次索要香港，志在必得，琦善被逼无奈，假装答应了他而不敢报告皇上。到这时，义律交出所占据的炮台，并希望交还定海来换取香港全岛，另外商议通商章程。琦善亲自和他在莲花城见面商订协议。往来传话，由差遣的鲍鹏办理，同城的将军、巡抚都不知情。等到英国人占领了香港，出了安民告示，巡抚怡良上奏了皇上，琦善才上奏章辩解：“香港地势不够险要，军械不足依靠，兵力不算强大，如果与英国人交锋，实在没有把握取胜，不如暂时牵制，再作打算。”皇上非常生气，下诏斥责琦善擅自让出香港，擅自允许通商的罪行，撤掉他的官职，逮捕法办，抄没家产。英军便抢占了虎门靖远炮台，提督关天培在此殉难。奕山等人到后，交战又遭失败，广州危急，向英军许诺给烟价六百万两银子，才得以解围，而福建、浙江又被英军侵扰。琦善被抓到京城，定为死罪，不久又被释放，命他到浙江军营效力。还没到浙江，又改派到军台。道光二十二年，浙江军队又打败了，吴淞失守，英军进入长江，江宁戒严，于是耆英、伊里布等签订了《南京条约》。海内人士都将罢战言和归咎于琦善首开恶例。

【评析】
《清史稿》，赵尔巽主编，共五百三十六卷，计有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传三百一十六卷，记载上起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帝，下至宣统三年（1616—1919年），清朝灭亡，前后约二百九十六年的清代史事。
《清史稿》始修于民国三年（1914年）。这年春，北洋军阀政府国务院欲循历代为前朝修史的成例，向总统袁世凯呈请设清史馆，编修《清史》。总统袁世凯接到呈文后，非常高兴。原来这位大总统正准备恢复帝制，因此，他极想笼络清朝遗老，而纂修《清史》正是网罗这些人的绝好机会。修好《清史》，不仅可以文事饰治，同时可以换取前清遗老们对他的拥戴。于是，他欣然批准设立清史馆，同时广罗“海内通儒”，分任纂修之事。清史馆址设立在东华门内。
清史馆设立后，袁世凯延聘赵尔巽为史馆总裁（后称馆长）。赵尔巽欣然从命，并由他聘请组成了纂修班子。当时许多知名人士都被网罗在内。其中绝大多数为前清达官。纂史者先后延聘的有劭动态、缪荃孙、王树木舟、夏孙桐、马其昶、吴延燮、张尔田、金兆蕃、泰树声、王式通、朱师辙等百多人。最后总理发刊事宜的是袁金铠，总理校勘事务的是金粱。尚有名誉聘约三百人。真正自始至终参与纂修者不过十余人。纂修班子大体组成后，接着便商讨编纂体例。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参与讨论的人，有馆内也有馆外，包括梁启超在内凡数十人。大抵分为两派：梁启超等少数人主张创新史体裁；另一派以馆内人士居多，主张仍沿用旧史体裁，大体近法《明史》，而稍有变通。最后馆长赵尔巽接受了代表多数人意见的后者，确定以旧史体裁纂修《清史》。其后于式枚等人拟定篇目为：本纪十二篇，志十六篇，表十篇，列传十七篇。后经众人讨论，大体同意了。在编纂过程中，志、表两类篇数未改，但篇目有所变动。如删去《国语志》，增入《交通志》，删去《总理各国大臣年表》，改为《外戚表》。列传也改为十五篇。
之后《清史稿》的纂修，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级，从1914年到1917年，是初创阶段。纂修之始，一切处于混乱状态，编修工作没有条例可循。人人为战，如同一盘散沙。馆长赵尔巽虽号称能办事，但无史才，学术著书本非所长，尤其是不善于组织。不仅馆长如此，由于缺乏经验，即使是一些著名学者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结果造成总纂与协修各自任意秉笔，互不相下。参加撰稿的人，情况也非常复杂，不仅水平相差悬殊，而且工作态度也大不一样，许多人懒于翻书考证，再加上无人总阅，所以撰写出来的稿子虽多，但稿子是否能用，却无人过问，甚至彼此互相矛盾。因此，所写成的稿子，大多废弃。
第二阶段，从1917年到1926年，编纂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经过一段时期的杂乱无章之后，赵尔巽从工作中吸取了一定的经验教训。馆内同仁也逐渐认识到纪、传、志、表各目如果不专任一人以划一体例，不足以撰述，而考核事实，裁定详略、交流所见，更需要总纂与分纂者经常讨论联系，以免互相矛盾。于是，对纂修人员进行了整顿，辞退了一部分人员，使纂修队伍趋于精干；又立专人分别负责纪、传、表、志。这样，纂修工作走上了正轨，大约在1920年，初稿完成。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皆不合用。于是又推柯劭态、夏孙桐再加整理。这一阶段，正值时局纷乱，纂修工作受到很大干扰。首先是经费紧张，由于减薪欠薪，不少馆员离开了史馆；加上直、奉两系军阀相继开战，东华门时启时闭，史馆工作多停顿。一方面经费不足；一方面馆内议论不定，遂使馆员散去的越来越多，最后终于全面停顿。
第三阶段，从1926年到1927年，为结束时期。清史馆的全部工作停顿一段时间后，赵尔巽即向军阀筹款，有了着落后，立即着手收尾工作。当时留馆人员都很努力。原定用三年的时间对史稿修订完毕，但才过半年，北伐军胜利进军，北京形势危急，赵尔巽感到时事艰虞，更因自己已到了迟暮之年，担心活不到书成之日。便召集馆人会议，决定宣布结束纂修工作，立即付刊。
赵尔巽提出将史稿付印时，遭到了夏孙桐的反对。他认为史稿繁杂、矛盾和错漏之处很多，书法体例也未能划一，不宜刊印。建议仍照计划用三年时间，实事求是，逐加修正，纵然不幸时局有变，导致工作中断，但修正之稿仍在，可供后来者采择，胜过草草印成。但赵尔巽拒绝了他的意见，坚持付刊。他说：“我不能刊《清史》，难道不能刊《清史稿》吗？”不久，赵卧床不起，印书之意更切。这时，袁金铠从辽阳来北京，表示愿意任印书之事，赵尔巽便任袁氏总理发刊事宜，金梁任校对，预定一年印毕。
1927年秋，赵尔巽病故，由柯劭态代理馆长。柯氏因与袁金铠、金梁意见不和，对刊印之事不愿过问，交稿后不阅即交给金梁。金梁因怀有个人目的，时《清史稿》发刊更是迫不及待，他没作细致的校对，即仓促付印。1928年，全书出齐。《清史稿》初印一千一百部，凡五百三十六卷，分订为一百三十一册。史稿在付刊时，金梁趁机偷改增删，并私作《校刻记》。书印出后，东三省原预定四百部，金梁在未请示代馆长核准发行的情况下，就将这四百部运往关外，剩下的部分仍留在馆内。1929年，留馆的七百部《清史稿》由故宫博物院接收。原史馆人员检阅金书，发现金梁改史稿，私作《校刻记》，于是众论哗然，指斥金梁无耻，于是召集会议，决定将金梁偷改的部分拆换回原稿，卷首职名、金梁所作的《校刻记》以及增入的张勋、康有为传剔除，保持了史稿的原貌。但已运往关外的四百部无法追回。这就形成了最初的两种版本。运往关外的四百部称“关外本”（或“关外一次本”），保持原貌的七百部称“关内本”。
1934年，金梁在东北再次偷印《清史稿》，这一版称为“关外二次本”。此版大部分依关外本，但删去《时宪志》中的《八线时数表》七卷、《公主表序》等，增加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压缩了《赵尔丰传》。总卷数为五百二十九卷。1977年出版的中华书局标点本，即以“关外二次本”为工作本以标点、分段为重点。凡三种版本篇目，内容不同的地方，标点本都有附注，录出异文，以资参考。这是《清史稿》最好的一种版本，读者利用起来也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