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 朝廷兴亡宰相为难

【原文】
翔为人深沉，有大略，从太祖用兵三十余年，细大之务，必关之。翔亦尽心勤劳，昼夜不寐，自言惟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刚暴难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尝显言，微开其端，太祖意悟，多为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时溥①宠姬刘氏，爱幸之，刘氏，故尚让②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贵，刘氏犹侍太祖，出入卧内如平时，翔颇患之。刘氏诮③翔曰：“尔以我尝失身于贼乎？尚让，黄家宰相；时溥，国之忠臣。以卿门地④，犹为辱我，请以此诀⑤矣！”翔以太祖故，谢而止之。刘氏车服骄侈，别置典谒，交结藩镇，权贵往往附之，宠信言事不下于翔⑥。当时贵家，往往效之。
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谋臣，惧其图己，不欲翔居内职，乃以李振代翔为崇政使，拜翔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己，多称疾，未尝省事。
末帝即位，赵岩等用事⑦，颇离间旧臣，翔愈郁郁⑧不得志。其后，梁尽失河北⑨，与晋相拒杨刘⑩，翔曰：“故时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犹不得志于晋。今晋日益强，梁日益削，陛下处深宫之中，所与计事者，非其近习，则皆亲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闻晋攻杨刘，李亚子负薪渡水，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贺壤为将，岂足当彼之余锋乎？臣虽惫矣，受国恩深，若其乏材，愿得自效。”岩等以翔为怨言，遂不用。
其后，王彦章败于中都，末帝惧，召段凝于河上。是时，梁精兵悉在凝军，凝有异志，顾望不来。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为怼，卿其教我当安归？”翔曰：“臣从先帝三十余年，今虽为相，实朱氏老奴尔，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隐？陛下初用段凝，臣已争之，今凝不来，敌势已迫，欲为陛下谋，则小人间之，必不见听。请先死，不忍见宗庙之亡！”君臣相向恸哭。翔与李振俱为太祖所信任，庄宗入汴，诏赦梁群臣，李振喜谓翔曰：“有诏洗涤，将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见。翔夜止高头车坊，将旦，左右报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叹曰：“李振谬为丈夫矣！复何面目入梁建国门乎？”乃自经而卒。
《新五代史·梁臣传》

【注释】
①时溥（pǔ）：唐末徐州节度使，唐中和三年（883年）为东南面行营兵马都统，镇压黄巢起义。景福二年（893年）梁军攻占徐州，时溥被杀。
②尚让：唐末黄巢起义军将领。黄巢建“大齐”，任尚让为大尉兼中书令。撤出长安后，屯兵太康（今属河南），被李克用等击败，公元884年与黄巢同时战死（一说降于唐将时溥）。
③诮（piǎo）：责备，谴责。
④门地：指门第，门阀地位。唐以后以当代官爵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
⑤诀：诀别，告别。
⑥“别置”句：典，制度、礼仪，此处指打着仪仗之人。谒，说明、陈述，此处指传达、通报的使者仆人。藩镇，亦称“方镇”。唐初在重要地区设总管，后改称都督，总揽数州军事。唐玄宗时，在边要诸州设置十节度经略使，通称藩镇，其权力扩大到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下属。安史之乱后，内地也多设节度使，所辖地区还多兼军号。藩镇往往拥兵自大，传位于子孙或部下。五代时藩镇更多。宋初削夺藩镇兵权，结束藩镇割据局面。
⑦用事：当权。
⑧郁郁：忧伤、沉闷貌。
⑨河北：道名，唐贞观十道、开元十五道之一，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辖境相当于今北京、河北、辽宁省大部，河南、山东古黄河以北地区。
⑩杨刘：在今山东东阿县东北古黄河南岸。
河朔：泛指黄河以北地区。
貔（pí）虎：比喻勇猛的军队。
得志：得意，达到目的。
委蛇守文：委蛇，庄重而又从容自得的样子；守文，遵守成文。
“王彦章”句：王彦章，梁将，龙德三年（923年）为北面行营招讨使，抵抗晋军，后战死。中都，县名，治所在今山东汶上。
段凝：梁将，时为代替王彦章任北面行营招讨使，后降晋。
怼：怨恨。

【译文】
敬翔为人深沉，有方略，跟着梁太祖用兵打仗有三十多年，小事大事都必定牵涉到他。敬翔同时也尽心尽力、勤恳操劳，白天夜里都不睡，他自己说只有在马上才能休息一下。而梁太祖性格刚烈暴躁，难以接近，有不可行的事，敬翔也不曾挑明来说白，只是稍微开个头，（让）梁太祖体会领悟（到不妥或不可行的事）大多因此而改变。梁太祖攻占了徐州城，获得唐将时溥的爱妾刘氏，（梁太祖）很宠爱她，刘氏是故去的尚让的妻子，（梁太祖）就让刘氏做敬翔的妻子。敬翔显贵了，可刘氏还在侍奉梁太祖，像平时一样进出他的卧室，敬翔因此感到很担忧。刘氏斥责敬翔说：“你以为我曾在盗贼那里丧失了操节吗？（你以为尚让、时溥是贼，可是）尚让，是黄巢大齐朝廷的宰相；时溥，是大唐国的忠臣。凭你的门第，还辱没了我。请从此分别吧！”敬翔因为梁太祖的缘故，（便向刘氏）谢罪并阻拦了她（的分别）。刘氏的车马服饰很骄纵奢侈，还另设仪仗队和传达使者，与藩镇交往联系，权贵们往往依附于她，她（在梁太祖那里的）宠爱信任、对军国之事的讨论参与（的程度）并不亚于敬翔。当时的显贵之家，往往要仿效刘氏。
梁太祖死后，朱友珪立为皇帝，因敬翔是先帝的谋臣，朱友珪他打自己的主意，不想要敬翔担任朝廷亲近的职务，就以李振代替敬翔任崇政院使，任敬翔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敬翔也因朱友珪怕自己，就常常称病（在家），不去过问政务。
梁末帝即位后，赵岩等专权弄事，大肆挑拨离间（朝廷与）老臣（的关系），敬翔更加忧闷、不得志。此后，后梁把河北地区都丢失了，和晋军在杨刘对抗着，敬翔说：“以前我们还占有着河北一半的地区，凭着先帝的武威，统率着勇猛善战的臣子，（梁）尚且不能打败晋。现在晋日益强大，梁渐渐日益削弱，陛下住在深宫之中，和陛下谋划事情的人，不是陛下的亲信，就都是内亲外戚的偏爱（之人），（这样）还有希望办成大事吗？我听说晋军进攻杨刘时，晋王李存勖是背着柴草过河，身先士卒。而陛下从容自得，遵守成文，因儒雅而沾沾自喜，却派贺壤任统率梁军的将军，（这样）难道足以抵抗敌军的余锋吗？我虽然困乏衰朽了，但蒙受了国家很深的恩泽，如果国家缺乏有才能的人，我希望能效力。”赵岩等认为敬翔说的是怨恨之话，就没听他的。
此后，王彦章在中都打了败仗，梁末帝害怕了，从黄河上召见段凝。此时，梁的精兵都在段凝的军队里，段凝心怀不轨，左右顾盼着（担心犹豫）而不来朝见（皇上）。梁末帝急促地喊着敬翔说：“我平时不注重你的话，现在危急了，请你不要怨恨，请你指教我该怎样归宿呢？”敬翔说：“我跟随先帝三十多年，现在虽然当着宰相，实际上只是朱家的老奴仆而已。我侍奉陛下如同（侍奉）郎君，凭着我的忠心，哪敢有所隐瞒？陛下当初任用段凝时，我曾论过此事。现在段凝不来朝见陛下，（而且）敌人的势力已迫近了，（如果我）想要替陛下谋划，那么小人就会来挑拨离间（我们的君臣关系），（我的谋划也）一定不会被（陛下）采用。请（让我）先死吧，我不忍心看到朝廷的灭亡！”（说完）君臣面对着痛哭。敬翔和李振都被梁太祖所信任，后唐庄宗进入汴京（开封）时，下诏赦免梁的众位臣子，李振欢喜地对敬翔说：“（唐）有诏书赦免（我们），（我）将朝见新的皇帝。”他邀请敬翔想一起入宫参见（新皇帝）。敬翔夜里住在高头车坊，快天亮时，身边的人报告说：“崇政院使李公进朝了！”敬翔叹息道：“李振错为男人了！又有什么脸面进梁朝的建国门呢？”他于是上吊而亡。

【评析】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北宋欧阳修模仿《春秋》笔法且将五代融而为一撰成，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世家及年谱十一、四夷附录三。全书文字简要，并补充了不少新史料，为正史中自唐朝以后的唯一的私修史书，与《旧五代史》同为研究五代十国史的主要资料。
欧阳修幼时因家庭贫困，无钱上学，他母亲就用获草枝儿在地上画字，亲自教他学文化。在艰苦的环境中，母亲的辛勤教育和自己的刻苦学习，为欧阳修一生治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二十二岁的欧阳修参加进士科考试，连考三次，都获得第一名。第二年，他经过复试被录取之后，就被派为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作为西京留守钱惟演的幕僚，走入仕途。作为一部私修的史书，其产生是有一定的背景的，由欧阳修的个人遭遇也可见一斑。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仲夏，年方三十的欧阳修因替指陈时弊而遭贬逐的范仲淹申辩，身遭诬陷。被逼即行离京，从水路调赴一千里外的峡州夷陵。他满怀悲愤来到这远离洛阳、开封的荒僻小邑，开始了坎坷的生活道路。这是欧阳修在仕途初次遭到的挫折，此后又几经调移和再贬滁州，虽是不幸，却也使他的思想与创作起了变化。他从一度繁荣富庶的京都走到贫困多难的基层乡镇，从朝廷收藏文件图书的馆阁走向冷酷复杂的社会，看到了他任文学侍从时见不到的许多情景，触动思绪，引起了他对现实与历史一些问题的思考。正是在这贬居外州的时间里，他利用“政务之暇”着手私家著史的事业，即《新五代史》的写作。
在欧阳修写作《新五代史》之前六十多年，已有薛居正奉命领衔撰写监修的《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的编纂，不过是把五个小朝代的史书汇合成为一个缩编本，而不是有规划地重写一书。
所以其书内容明显地反映着五代统治者的立场观点，多为之作曲笔回护，淹没了史实真相，使后世统治者失去“借鉴”的机会，文章也平淡卑弱，虽然材料很多，叙写详尽，但缺乏考辨选择，同时，文字繁冗，长达一百五十卷。
至北宋中期，对五代时期历史已有新的看法，因而在统治者中提出。为了重撰《五代史》的要求，欧阳修私自重新修订《五代史》，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新五代史》出于私撰，但由《欧阳文忠公外集》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与尹师鲁书》《答李淑内翰书》等篇，可知欧阳修修纂此书经历了长期探索，并与友人反复商量过。他断断续续私修五代史，费时甚多。他撰写《新五代史》所依据的史料，也非常丰富，加总起来也有数十种，共计四百多卷。经过十八年左右的时间，到皇祐五年（1053年），一部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基本脱稿。此后，他仍反复斟酌，不断修改，直到逝世。因其不肯轻易示人，生前未见流传。嘉祐年间（1056—1063年）范镇等向朝廷建议，征取其书，以备正史，“公辞以未成”。其时实已成书，唯以未成为辞而不肯示人而已。欧阳修死后，朝廷下令征去了这部著作，熙宁十年（1077）正式颁行于天下，与薛氏书并行，世人为区别起见，称薛史为《旧五代史》，欧史为《新五代史》。《新五代史》由于被宋廷列为科举考试的一科。因而受到学者的重视。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共七十四卷，目录一卷，分为五个组成部分：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二篇三卷，世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
欧阳修在编写体例上与以往正史作了一些改变。《新五代史》则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按时间先后顺序加以排列。欧阳修按照自己的观点，把人物分成几种类型，分别列入各朝的《家人传》《臣传》《死节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宜传》《宦者传》《杂传》之中。如专在一代做官的人，列入这一代的《臣传》，而历仕数代的人，则被列入《杂传》，他又把后妃与宗室列入《家人传》，而废过的后妃传与宗室传。通过这些名目繁多的传名区分，以及史文中的用字差异以贯彻他的褒贬原则。
另外，他尽量注意事增文损。如薛史帝纪六十一卷，新史删并为十二卷，还注意适当增进内容，如在本纪中，新增边疆各族与五代的贡使关系。对周世宗毁佛之事，新史简化成十余字。对于十国事，新史增为十一卷。其中有一卷是十国年谱，即相当于十国年表。又增有“四夷附录”三卷，记奚、契丹、吐浑等。这主要是因为欧阳修在采用史料上，比他以前的史家视野开阔，不但注重运用各朝实录，而且还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以补充旧史书中所没有的史事。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了解。
《新五代史》对于世俗流行的迷信思想有不同的看法。各史书中充满迷信灾异的五行志，《新五代史》全予删去，《司天考》也只记一些天象的变化，略去灾异之事。书中于神异之事，皆以客观的笔法记之，并随时加以评论，这确是欧阳修比一般史家高明之处。欧史不立志，只有司天、职方二考（天文和地理）。他主观地认为五代典章制度不足为后世法，仅撰二考以备稽查。鉴于五代时疆宇交错，很难用文字表达明白，为了准确反映现实情况，欧阳修将表志改革为职方考，深受王呜盛的推崇，说：“此考虽简略，然提纲挈领，洗眉刷目。”通看此考，便知五代土地，以梁为最小，后汉差大，周又大，而后唐为最大：为今天研究五代沿革地理提供了宝贵资料。简言之，欧史文笔简练，字斟句酌，全书出于一手，远非《旧五代史》所能及，史实方面亦有所补充。欧史直书其事，如朱温以追叛为名向邻部发动进攻之事，欧史即直书“移檄兖郓，诬其诱汴亡卒以东，乃发兵攻之。”（卷一《梁太祖本纪》）这几点是欧史的长处。
但欧史叙事过于简略，甚至于重要史实不着一字，且书中差错时有所见，故虽力求高“简”，但有时实际上是“简而不明”。作为史书而言，其史料价值较逊于《旧五代史》。宋人吴缜撰有《五代史纂误》五卷，纠正了欧史有关一百二十事的错误记载，很受时人重视。但其书久逸。清乾隆时，从《永乐大典》辑出一百十二事，析为三卷，略具梗概。清人杨陆荣的《五代史志疑》四卷、吴兰庭的《五代史记纂误补》四卷，都揭示了欧史的若干错误，可供参阅。彭元瑞、刘凤诰二人，先后撰成《五代史记补注》四十卷，以欧史为正文，以薛史、《册府元龟》《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书分注于欧史正文之下，是一部五代史的史料汇编，对于查检五代史事，颇为有用。